【辩护律师能教被告人如何应对审讯吗】

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，一直是中国律师制度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部分。律师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，至今依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。

而在法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，这原本不成问题。

我们常说“依法治国”“法律至上”。但是法律的制定者是人，是人就必然会犯错，法律自然也就不是完备的，它需要不断地进化和更新。

当我们发现法律不完善或者出现矛盾，甚至是错误的时候，要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对法律进行评判？

答案是人们普遍的社会道德和良知。

欧美之所以用陪审员制度来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，就是源于他们不仅对负责审判的法官不信任；甚至对国家制定的法律也抱持警惕态度。只有随机选择的十二名普通民众，依照自己的良知和道德，做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认定，法官才有资格依照法律对其进行处罚。

所以，我们依法的同时，还要参照其背后更高的评判原则和价值。

律师制度最初在欧美出现的时候，它的设计初衷就是代表“公民私权”，来防范甚至对抗国家公权可能出现的不公正。

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，辩护律师的作用就是竭尽一切合法可能性，来帮助处于防守地位的嫌疑人、被告人，以抗衡强大的公权力。

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：诉讼程序就像一场足球比赛。当代表国家权力的一方运动员，可以调动一切国家资源甚至武装力量；而另一方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、并且不具备任何调查取证权利，甚至连法律常识都一无所知时，这场比赛显然有失公平。

所以，我们即便确信一名嫌疑人真的实施了某一犯罪，也应该接受刑事处罚，依然要在对他进行定罪的过程中，加入一个外部力量（辩护律师），来帮助他“提升参赛能力”；并且制约和抗衡来自公权可能的“不公正”。

所以，在法治发达的国家，律师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，不只是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，很多时候还需要律师作代替被告人直接参赛。

而在我国，法律首要任务并非维护公民私有权利；而是定义为维持国家公权运转的工具。法律从属的对象不同，其内涵和外延自然也就有天壤之别（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）。

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现实，来探讨“律师应不应该辅导被告人如何应对审讯”？

答案当然是肯定的！但是有一个“度”的把控。

一方面，律师作为专业人士将自己的知识和技巧传授给被告人，这本身就是隐含在委托代理合同范围之内的义务；另一方面，《刑法》306条依然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时至今日，依然有辩护律师因为掌握不好这个“度”，而受到处罚，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辩护律师如何在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，又能把握好分寸，在被告人权益维护和保障自身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呢？

我通常的做法是把对被告人的辅导义务做以下两方面的区分：法律问题和案件问题。

“法律问题”：就是有关法律的一切信息和技巧-特别诉讼程序方面关键点-一定要详细告知被告人，要教给他哪些涉案情节会影响到定罪与量刑（比如，凶案发生之前，“被害人曾经多次辱骂、威胁过被告人”就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情节）；哪些诉讼程序会影响到案件的公平审判（比如，公诉人不能使用诱导性或者答案唯一性的问题，对其进行发问）【法律专业术语为“讯问”，但这一用词有违无罪推定原则】

“案件问题”：包括案件实际发生时的过程， 还有告人当时的真实想法。对于这两方面，辩护律师不能教给他要如何去回答和陈述。因为这些属于“过去时”，就是已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如果刻意做选择性回答，本质上就是隐瞒事实。

与案件事实有关的问题，辩护律师没有权利代替被告人做利弊权衡，更不应该教给他如何隐瞒或者虚构某一情节。这不仅违法，也违背律师职业道德。

总结一句话：法律方面的问题，辩护律师可以教给被告人回答和应对；案件事实方面的问题，则只能由被告人自己总结和陈述。

以一起受贿案为例，起诉书指控：被告人为一家国家参股银行中的中层干部，在领导授意下多次为某企业违规开具银行承兑汇票，此期间领导向其发放奖励若干万元，检察院认定其构成受贿罪。

在会见时，被告人问我：可不可以说不知道那些奖金与违规开票有关？

这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问题。被告人案发当时是否知道所收到钱款，就是作为开具了那些票据的奖励这一情况，我们辩护律师无法确知背后真相。对此做出判断的依据，一是被告人和同案犯的自我陈述，二是依照案发过程，来做一个猜测性地推定。

如果我简单地回复被告人：你实事求是，当时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显然不能让被告人满意，这是在绕弯子。但是我更不能直接把我的观点灌输给他。

我是这样来回应他的：通过阅卷，我发现你开具票据的时间大体分为两个时间段，分别是2007年到2008年，以及2013年到2015年。但是，银行领导向你发放奖励的时间却是2009年到2010年期间。你收到奖励的时间，和违规开票的时间并不一致。对不对？

他回答：对。

我继续问：2007年到2008年你违规开票期间，领导有没有说要发给你奖励，发多少奖励？

他回答：没有。

我再问：2013年到2015年你收到奖励的时候，领导有没有说这些钱是对你违规开票的奖励？

他回答：没说。

我再问：2013年到2015年你第二次开票的这段时间，没有收到所谓的奖励，事后你有没有向领导索要过？

他回答：没有，后期开票一分钱没给，我也从来没向领导要过，领导也没有提过有奖励。

我再问：领导分几次向你发放的这些奖励，和你开票的金额之间有没有一个对应比例？比如开1000万汇票得几万奖励；开5000万汇票的更多的奖励？

他回答：没有，领导从来也没说过有什么按开票金额的比例发放奖金的事。

我继续问：2008年到2013年没有开票的这段时间里，你工作表现如何？

他回答：那几年我获得了一个国家级、两个省级的优秀标兵称号；行里也评了几次先进。而且，我所在的小组2009年创了银行放贷的历史最高纪录。

我问他：除了被指控受贿的那些款项之外，银行有没有另行发放金钱或其他物质奖励？

他回答：没有。

我正视他：第一，你收到奖金的时间与违规开票的时间不相应，这两者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；第二，在你2013到2015 第二次开票期间，并没有收到相应奖励，证明这个奖励与开票之间并不具备必然的联系；第三，2009到2010年期间，你没有开票却受到了奖励，也能证明开票和奖励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；第四，根据你的日常工作表现，银行向你发放奖励并不出人预料，你把收到的那些款项当作对你日常工作的奖励，也符合常理。

所以，作为辩护律师，我认为你在不知道款项来源的前提下，主张不知道奖励和开票之间有联系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

刘卫国律师：13518610665